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在俄罗斯旅游如果站在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被旅游公司安排的通俗线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所能看到的无非红场、教堂、东宫、厦宫和苏联时期留下的痕迹。如果你站在一个特定的高度，你就会理解这个国家对我们的重要性，无论从资源、粮食安全、军事、航天方面，还是巨大的市场方面，你都会感觉到旅游带来的乐趣和机会！
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但它却把亚欧民族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因而形成俄罗斯民族的两重性——这也是俄罗斯人性格的独到之处。双头鹰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她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混杂在一起，她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相融合。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属于我们的左派，也属于我们的右派。”但她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是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为何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答案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二律背反。对立的东西在其他民族中也可找到，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可以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可以诞生于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诞生于超民族主义，无限的奴性出自于无限的自由，永恒的滞留来自永恒的漫游。探究俄罗斯双头鹰精神之谜，恐怕就是两种性格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互不融合，东方与西方并位能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本质。
辽阔的国土,给了俄罗斯民族一无际涯的空间。这种土地的无界性,给了俄罗斯民族一切美德,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许多缺点。俄罗斯民族胸怀的宽广性,就来自于这巨大的空间。然而,辽阔的田地,却需要有序机构的管理,需要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集权国家,这无疑对具有天然自由习性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压抑,从而又造成了俄罗斯人性格上的极其浮躁,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首创精神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俄罗斯人的自由天性被完全泯灭于其中。无限的空间,宽广的沃野,似乎又成了俄罗斯人的一个深重的负担。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总是留下了沉重和忧伤,而喜悦似乎与俄罗斯人无缘。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置身于这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两个部分之间,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俄罗斯成为“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亚洲人认为俄罗斯应是西方国家,因为它的发源地,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领土重心都在欧洲;在西欧人眼中,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因为它的领土在西欧的东部,尤其是它的版图占亚洲1/3的陆地。不管亚洲人还是西欧人如何看待俄罗斯,客观地理位置已决定俄罗斯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桥梁。
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在俄罗斯精神中,势必将东方的理性与西方的想象这两个精神世界中的最主要的原则在自己的身上结合起来,甚至把“整个地球的历史融进我们的文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又动摇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甚至于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这种状态养成了俄罗斯人缺乏理性、易于偏激的情绪。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多侧面的,持续而深刻的,它是影响俄罗斯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对俄罗斯精神的生成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精神特征的形成，则取决于俄罗斯人的历史实践。
在俄罗斯历史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俄罗斯则在这两股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力中不断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和动摇中，二者有时和谐、融会，有时又尖锐对立，反映着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种文明的悖论性、矛盾性。
古罗斯文明就在斯拉夫人和拜占廷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罗斯建国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三大历史事件决定和影响着俄罗斯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第一，宣布东正教为国教。第二，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第三，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特琳娜的“开明专制”。接受东正教使俄罗斯既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又从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拜占廷那里接受了某些东方文化。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使俄罗斯民族还在坯胎时期就注入了东方文化的血液，使刚接触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又立即转向了东方。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一次强制性的现代化运动，把俄罗斯带进了现代世界的门槛，决定了俄罗斯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试图回归欧洲、融入西方文明的命运。叶卡特琳娜二世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继承者，她使俄罗斯在西方化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尽管俄罗斯文明在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在本质上却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拉开了距离，最终使俄罗斯文明更具自己的特色。在俄罗斯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东方和西方总是处在相互角力之中，从而形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对立的思潮。
